赵一单：《论基本法律的程序性判断机制》，《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第92-94、99-100页。
(20)既然如此，在我国法秩序中，便不能以正当防卫仅能保护个人法益为由，对法秩序维护说予以否定。⑦Vgl.Rnnau,"Sozialethische" Einschrnkungen der Notwehr,JuS 2012,S.405. ⑧Vgl.Bertel,Notwehr gegen verschuldete Angriffe,ZStW 84(1972),S.10. ⑨Vgl.Kargl,Die intersubjektive Begründung und Begrenzung der Notwehr,ZStW 110(1998),S.54 f. ⑩Vgl.Amelung/Kilian,Zur Akzeptanz des deutschen Notwehrrechts in der Bevlkerung,in:Festschrift für Hans-Ludwig Schreiber,2003,S.5 ff. (11)Vgl.Seeberg,Aufgedrngte Nothilfe,Notwehr und Notwehrexzess,2005,S.48. (12)Vgl.Kroβ,Notwehr gegen Schweigegelderpressung,2004,S.25. (13)Vgl.Renzikowski,Notstand und Notwehr,1994,S.93 f. (14)BT-Drucks.IV/650,S.157. (15)Vgl.BVerfGE 115,118(151 ff.). (16)Vgl.BVerfGE 115,118(160 f.). (17)Vgl.Fechner,Grenzen polizeilicher Notwehr,1991,S.163. (18)Vgl.Perron,in:Schnke/Schrder Kommentar,StGB,29.Aufl.,2014,§ 32 Rn.8. (19)参见王钢：《自杀的认定及其相关行为的刑法评价》，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170页。
唯有在无法退避时，才能出于保护被侵害人个人权益的需要，基于个人保护原则，允许被侵害人防卫反击。由此出发，防卫行为的限度便主要由制止不法侵害、维护法秩序有效性的客观需求所决定。由此可见，正当防卫完全可能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更甚于刑罚的损害。(44)本文亦认为，承认正当防卫具有维护法秩序有效性的功能，并不必然导致将正当防卫视为国家授权的公职行为。判断法规范以及法秩序是否具有经验有效性或实效的标准在于，相应的法规范或法秩序是否事实上为大部分的规范接受者所认同和遵从。
尽管并未采用相应术语，但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明显体现了法秩序维护说的立场，承认法秩序维护功能是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依据之一。贝尔纳认为，这种当时通行的见解不当限制了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故对之提出了挑战。法律解释对于解释主体的拘束力自不待言，但要求其他法律解释主体遵守并执行，明显地侵犯了其他主体的解释权。
根据《决议》规定，国务院及主管部门与两高之间的分工相对是明确的，即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只能由两高做出，邓巍博士认为，从解释权的对象范围上看，两高的司法解释与国务院及其部委的行政解释没有交叉重叠的共同部分。[14]张志铭教授补充认为，在解释对象重合(皆为基本法律、法律)的情况下，立法解释除去立法的内容之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于实施机关对法律解释的内容。(二)法律解释主体权力的扩张 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怠于行使抽象法律解释权，导致法律执行机关缺乏职权行使的准据。法律条文往往都是原则性和抽象性的规定，在审判中需要与具体案件进行对号入座的解释。
国务院及主管单位向司法领域的扩权则需要通过构建配合关系。[13](P154)孟德斯鸠警惕权力联合对于公民自由的侵害，实际上，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的联合对于立法机关的侵害同样显著，从法律解释主体间的配合关系来看，这样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与此同时，过于强调法律依据不利于公权力的积极行使。⑦相对而言，两高与国务院主管部门的联合解释至今尚无规范依据。短期内，对于所有配合关系，应予以相同的规制。一府两院之间应遵循分工合作原则，分工是前提，意味着权力不能越界，合作是一种理念，强调国家机关间平等、尊重，限于主题，在此不做详述。
根据《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然而，并无公开资料证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过这一权力。法律解释制定过程中的配合关系大致有两种情形。(二)配合关系所生弊端的根除 从长远来看，一切破坏宪法秩序的现象都应消除，除非宪法的修改，即使修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亦不修改。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争议处理权。
法律解释主体间的关系既体现在法律解释的制定过程中，同样体现在法律解释的实施中。(12)陈金钊教授从解释主体、思维方式、解释资格三个角度区分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解释法律的主体是无限的，任何国家机关执法、司法的过程都需要解释法律。
长期来看，规制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必不可少的配合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之间的婚姻关系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指出，经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民政部等单位的意见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做出该项法律解释过程中，民政部为该解释提供参考意见，即民政部配合最高人民法院。
以分工合作原则调整一府两院的关系，最终实现一府两院的平衡，若能实现，配合关系弊端基本消除。[19]国务院部门与两高，名义上两高与国务院是并列平行和独立平等，[20]两高的宪法地位应高于公安机关，实际上，从很多地方，政法委书记是由公安局长兼任的，由公安局长以政法委书记的身份统管政法工作，法院的独立和能力空间非常有限。庆幸的是，配合关系的弊端尚未完全显现。按照一般学理上的理解，法律解释是与法院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密切相关的一项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怠于行使职权，一方面为其他法律解释主体扩张法律解释权提供条件，间接促成法律解释主体间配合关系的丰富。①罗文斯坦所称联合是指有法律依据的强制性合作情形，参见[美]卡尔•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页。
二是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18] 严格而论，国务院及主管部门并未抢滩立法解释权。
在此前提下，所谓的联合解释往往由法律解释主体中强势一方主导，借此倾注部门利益，何来法律解释的科学性？对于弱势的两高而言，又如何依据《决议》独立行使法律解释权？因此，在法律解释主体间实力失衡的情况下，联合解释不仅无助于法律解释质量的提升，反而对法律解释体制形成破坏。[1]与此同时，学理上关于取消立法解释的讨论从未停止。
对于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而言，优势地位为其进一步扩张权力提供了条件，通过配合关系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施加影响是扩张权力最为便捷的方式。要求其他主体尊重并执行其所做法律解释则有侵犯权力独立行使的嫌疑，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基于法律解释主体间地位的不平衡，这样的要求或建议所具有的强制性不容小觑，至于法院以国务院依据法律所做的行政法规为审判的依据，虽由立法机关创设，亦有破坏宪法秩序的嫌疑，如刘松山教授所批评的，行政法规作为法院审判的依据意味着国家的审判权服从最高行政权最高行政权有权左右审判权的行使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权力体系平衡的冲击最高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无权对最高行政机关实施法律监督，不符合《宪法》第126条关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和个人干涉的规定。
事实上，两高的抽象法律解释并非想象中那么必要，《决议》未将其赋予两高亦有其道理。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10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第5项规定，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作者简介：刘亮(1990- )，男，江苏靖江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助教，博士，主要从事宪法学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缓减刑等有关问题的联合批复》([56]法研字第11375号、[56]高检四字第1591号)，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解释。
(2)根据请求做出法律解释。在法律解释的实施中，法律解释主体间形成的关系同样以配合关系为主，表现为对彼此法律解释的认可。
就法律解释过程的参与而言，如上文所述的参与方式，如果仅仅是建议做出某方面的法律解释，无可厚非，如果在建议中有方向性甚至明确的指示则涉及侵犯其他法律解释主体的权力。思路三是以监督制约配合。
[8](P184)依此逻辑，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的法律解释主体间确立分工配合关系是应有之意。在法律解释的实施中，国家旅游局配合最高人民法院。
(11) 如此看来，在配合关系的作用下，于法律解释本身而言，有利有弊，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收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④在我国，司法解释包括审判解释、检察解释和审判、检察联合解释三种。我们通常所批判的干预仅针对个案中的不当干预，却极少关注此类源头的干预。
综合而言，配合关系存在的隐患远甚于其优势。实践中，法律具体应用解释主体间形成诸多配合关系，②表现为两个或数个解释主体共同促成法律解释的制定或实施，如林维教授所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解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解释权力分散背景下司法权的相互配合，[4]联合解释是法律主体间配合关系的典型。
(3)法律解释主体要求其他法律解释主体遵守并执行其法律解释。[4]邓巍博士则认为：将既无刑事立法权又无司法权的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解释主体，将会不适当地扩大公安机关的权力，混淆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的权力界分，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和人权保护原则的落实。
如何依照刑法规定对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等。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留下的法律解释空地，加之法律条文本身的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之间界线模糊，为攫取抽象法律解释权提供了可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其他法律解释主体的扩权置若罔闻，使得其他法律解释主体的抽象法律解释获得了默示的认可，刺激了权力拓展的野心。
